城乡统筹就业：打破二元社会结构的突破口

——浙江省义乌市的实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景天魁 唐 钧 张时飞 吕学静

一．研究的背景与思路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0% [1] 的经济奇迹。新世纪伊始，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加入了WTO大家庭。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引发并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所有的社会变迁中，影响最大、同时也可能是难度最大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如何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就业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政策问题。本文依据浙江省义乌市的创造性实践，尝试探讨上述问题。

㈠．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条件以及改革以来的变化

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看，迄今为止，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是相当缓慢的。“且不说城市化已达75%以上的发达国家，也不说城市化达到50%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中国33%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只相当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 究其原委，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其挂钩的一系列与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不合理政策是造成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就展开了对“城乡二元社会格局（结构）”的研究，认为它是“我国城乡之间因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约束而出现的一种分割状态，是我国50年代在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实施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3]

刘应杰在《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和出路》一文中指出：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必备的4个条件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人民公社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瓦解，于1983年宣告终止；农产品统派购政策在80年代后期被废止，1993年城市居民的粮本、粮票也被取消，城市粮油供应制度寿终正寝；剩下的户口管理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在逐步改革之中。[4]

但是，即使是这样，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的解决仍然有待时日。李迎生对城乡二元结构在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客观要求；其次，它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5]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被确立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再需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征收农业税与实行粮食统购政策”[6] 等剥夺农民的办法来支撑了。因此，在上述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4个基本条件中，如今已经作古的人民公社和粮油统购统销这两项制度都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至少从今天来看是这样），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它们的废止是自然而然的。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所遭遇的又是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12.7亿人口和8.1亿乡村人口这个无法规避的难题。[7] 所以，在户口管理、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90年代以来，城乡分割最明显的障碍——户籍管理制度一直受到学术理论界的抨击。2001年，可能是因为世贸协定的附属条款中有关 “自由迁徙权利”条款的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这包括：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农村人口进入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实行了全面的开放政策。5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宣布实行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寿终正寝”。7月，浙江省宁波市颁发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建成区内的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可通过投资落户、人才落户、投靠落户、婚迁落户、大中专毕业生落户、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落户等渠道获得宁波市的城市户口。这是全国第一个较为全面开放城市户口的中等城市。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台了新的户籍政策，允许在石家庄市连续居住工作两年及以上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落户市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全面放开城市户口的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12月，广东省宣布，2002年1月1日起，广东省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广东人只要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的职业，符合相关条件，户口上哪儿都行。湖南省则宣布：到2002年底，将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二元制”的管理模式，实行本省户籍人口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统称“湖南居民户口”。

但是，在欢欣鼓舞之后，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农村居民都可以无条件地落户城市，他们还要跨越‘准入条件’的门坎。这在目前看，还是必要的，因为要在城市长期生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譬如要有住房、有工作，等等。”[8]

其实，造成城乡分割的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项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制度。以往，对于人民公社制度和粮油统购统销制度，我们采取的是“软着陆”的方式使之“自然死亡”，这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这些制度发生、发展到最后消亡的过程都蕴含着其内在的合理性，所以，不妨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待其社会功能消失殆尽时，再给它一个“善终”的结局。如前所述，2001年5月，国家粮食局宣布废止“户粮挂钩”政策，然而在此时，恐怕它早已被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淡忘多年了。对于户籍制度，其结局可能不是完全废止，而是“蜕变”，如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其改革的取向是使之彻底变成一种仅具有统计意义的依法搜集、确认和提供本国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因此我们也毋须操之过急。

㈡．就业是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又是瓶颈

自从1985年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后，户口管理本身对于社会流动的约束已经大大减弱。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使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等，逐步剥离，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一视同仁，因为在这些权利上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才真正是城乡分割的藩篱。[9] 其中，就业权是其中最主要的。所以，打破城乡分割真正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就业问题上。

但是，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派生出8.9亿的劳动力人口（15—64岁），[10]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大格局下，其中2.1亿在城镇就业，5.0亿在乡村就业。[11] 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城市中突如其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失业洪水”和“下岗洪水”震撼了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此，厉以宁评论道：“失业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中的首要问题”。[12] 胡鞍钢也把就业问题列为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13] 从2001年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1．城镇实际失业人口突破2000万人

2001年上半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3%，登记失业人口是619万人；下岗人员是632万人，两者相加为1251万人。[14] 按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 [15] 提供的数字推算，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达到3.6%，登记失业人员应该在670万人以上；[16] 下岗人员是870万人，[17] 两者相加1540万人。如果算上在“放假”、“歇岗”等名义下实际上已经失去工作岗位的“待岗”人员——这部分人最保守的估计也在500万人以上——实际失业人数会达到2000万人以上，城镇实际失业率应该是10%左右。[18]

2．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剩余劳动力有6000万

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自90年代以来也日益突出。中国的耕地面积人均仅有1.2亩，劳均4.1亩。中国已有1∕3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面积小于1亩，1∕3 的县（市）小于0.8亩，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中国农村的土地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而蜕变为对农民的“最后的保障”。[19] 人地关系的紧张使中国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专家们估计在2亿左右。[20] 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将近1.2亿（包括本地的和外来的），[21] 大约有将近7000多万已经向城市或者已经城市化的富裕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流动。在以上两个统计数字中，因为流动人口在乡镇企业工作那一部分是重复的，所以，实际上至少还有6000万农村劳动力需要工作岗位。

3．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有2000万

上述实际失业人口的再就业和流动人口的就业还要受到每年20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的挑战。[22]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至少有1亿人需要就业岗位，这是按比较窄的口径计算的；如果从更宽泛的口径来计算，这个数字可能要大得多。

厉以宁指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用“把公开失业转变为隐蔽失业”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因为“农村人口被视为是全部就业的”，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2000万工人被精简下放和60年代末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把公开的失业用这种方式全部转移到农村，实际上是变为隐蔽的失业”。[23] “还有一个办法，劳动部门硬往国有企业、‘大集体企业’里加人”，[24] 这就形成了现在国有企业中占职工总数1∕3的冗员（富余人员）。[25]

因此，当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时，计划体制造成的隐性失业就显性化了，并且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失业问题，按厉以宁的说法，是“总量性失业”，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总量而造成的”。[26] 据2001年社会蓝皮书，中国加入WTO后，最乐观的估计（国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是可以每年增加1200万个就业岗位。[27] 但是这对于上述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供给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㈢．非正规就业以及就业与社会保障的二律背反

在上述就业形势下，中国的非正规就业将会大大发展。胡鞍钢最近指出：面对日益突出的就业矛盾，中国就业模式必须向非正规化转变。他认为，非正规就业不仅是解决中国严重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也符合未来人们选择就业的发展趋势。中国非正规就业规模将不断扩大，未来10—15年内，非正规就业会接近城镇就业总数的一半。[28]

在这里，我们要突出的是“非正规就业”的一个特点，即雇员不参加社会保险或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就业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保障（指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成了“二律背反”。因为在计划体制下，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就了业就有了保障，这种思维定式流传至今。其实，随着改革的深入，就业与保障的发展方向已经不再一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开始走向对立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两难选择。上述判断基于以下事实：

1．资本拥有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绝对的“买方市场”，这是中国几乎接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这也使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由雇主说了算。当前中国的市场体制又很不健全，资本为了赢得利润最大化，对劳动力成本是能压就压。而受雇者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和从国有、集体企业出来的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在权力和信息等等方面的绝对不对称，他们对雇主拥有的劳动力定价权是无力抗衡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这个硬道理，他们的利益与资本是正相关的，所以对此也是眼开眼闭。雇主对于为雇员购买社会保险很不情愿，面对劳动部门社会保险扩面任务的重压，有时也为了留住人才，他们也会作出一些妥协，通常会给企业的生产骨干购买保险，而大量一线工人则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样，从企业个数说，面已经扩得够大，但实际参保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计算工资总额时，老板是能算多低就多低，社会保险收到的钱就更少了。

2．维持低成本是当前大多数资本求生存的基本方式

雇主们不愿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也有他们“正当”（此处打引号只是为了强调，而没有说反话的意思）的理由。当前，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加入WTO之后，商战的战场又扩大到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同行以外，还面临着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挑战。因此，民族资本必须极力将生产成本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这几乎成为资本求生存的基本方式。对于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来说，更低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是他们投资的目的之一。因此，无论民族企业，还是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都不会轻易地人为提高劳动力成本。如前所述，社会保险费用则是他们能够考虑“节约”的支出之一（有老板说，这本来是他们的纯利润）。目前的全球化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资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尤其是民族国家的限制）在全世界乱跑，哪里成本低就去哪里，这对劳动一方极为不利。国际资本如此，国内资本何尝不作此考虑。在我们庆贺我们的企业（国有、私营）走出国门，到第三世界，甚至第二、第一世界国家去办工厂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资本也在开始尝试遵循上述规律办事了。这对经济发展本身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以前，我们还不能触动它（一动它会跑）。所以劳动者是被动的（他不可以全世界乱跑），政府在这方面也是被动的（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可能伸得那么长）。

3．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得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

即使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在近年来转变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大都把职工的保险福利作为包袱给卸掉了。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由于大多数对手一直不背社会保险的包袱，他们始终不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之下，让原来有保障的职工下岗，再以没有保障的“农民工”来取而代之，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乃至国家事业单位的非常普遍的做法，有时甚至整个地区、整个行业都采用这种卸包袱的办法来换取效率的提高。反过来说，增加人工开支（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就意味着改革成果丧失或部分丧失，坚持改革成果就得把人工尽可能地降低。我们又遇上了棘手的两难问题。

4．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制度兴趣不大

作为雇员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养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太遥远了，而医疗保险这样的“好事”他们又不敢想象。因为在政策上有关部门有“先养老、后医疗”（即不参加养老保险就不能参加医疗保险）和“雇主、雇员任何一方交不出保险费就停保”的规定，门槛太高、太多，无法进入。加之他们从以往的农村生活经验中得出的对政府承诺的不信任，所以这些农民工根本对参加社会保险不感兴趣。

综上所述，在雇主、雇员以及地方政府等所有与现行制度相关的方面都对社会保险不感兴趣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怎么下决心，有关部门怎样加大工作力度，甚至行政手段不行就用法律法规来干预，看来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雇员不参加社会保险或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会成为今后主要的就业方式，其比例甚至会超过胡鞍钢的估计。就目前的统计数字来估算，城镇国有单位（将近8000万人）加集体单位（将近1500万人） 再加上城镇其他单位（将近2000万人），职工总数在11000—12000万人。如果进城打工的5000多万农民工和累计1000万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很保守的数字）都算是非正规就业的且包括在上述职工总数中，则非正规就业的所占比重是50—55%；如果9500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都是登记在册的“正式职工”而5000万农民工不包括在上述职工总数中，则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加城镇其他单位职工）的比重是45%。如果再加上乡镇企业12000万人，那非正规就业的就在80%以上了。[29]

从以上事实看，如果要在就业和社会保险之间按其重要的程度排顺序的话，就业应该排第一，社会保障则在其次。其实，目前“就业优先”的论点已经得到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的认可。另外，如果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间排顺序的话，则应该将医疗保险排在第一位。同时，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更加突出针对已经陷入贫困窘境的城市居民设计的，并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社会救助制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是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义乌市的改革试点实践

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化转变到城乡一体化结构，并不是等待某一天国务院一声令下——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从今往后统统是“中国户口”——就能够解决了的。从城乡二元化到城乡一体化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要使现在的“农业人口”参加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种种量变逐渐积聚而发生一种质的变化，进入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或产业工人阶层等等，从而形成一种正向的社会流动。于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就需要发展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去接纳他们；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就能够形成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使农业重新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看起来，这像是“乌托邦”。然而，这些正是浙江省义乌市如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为了真切地了解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业司的安排下，于2002年1月到义乌市进行了调研活动。

㈠．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社会经济发展获得较大成功的城市相比，义乌市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比较独特的轨迹，这就是：“经商——实业——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1．兴商建市

义乌市独特的发展道路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义乌市的社会经济环境有两大劣势和两大优势。两大劣势是：土地稀少，没有资源；两大优势是：市民素有经商传统，地理位置紧靠铁路。所以，“兴商建市”这一切合实际、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使他们获得了成功。

在义乌民间，素有“鸡毛换糖”[30] 的传统习惯，如今这种“以物易物”的非常原始的商品交换行为被看作是在全国知名度颇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历史源头。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做“鸡毛换糖”一类的小生意，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在为媒体津津乐道的是，80年代初小镇居民冯爱倩与县委书记谢高华“拍桌子”而获准摆出义乌第一摊的故事。[31] 直到1982年，义乌市的第一代露天摆摊的小商品市场才正式开放。[32] 20年来，义乌确立了并坚定不移地实施着“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致力培育小商品市场，以后又经过三次升级换代，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小商品流通、展示、信息和配送中心。[33]

在义乌市本地的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有4万多义乌人走出家乡，把小商品市场办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国内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30余个分市场和国外的5个分市场，[34] 从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到西部发展中地区的云南、西藏、宁夏、新疆等地，[35] 国外在南非、韩国等国，都有义乌人经商的足迹。

2．市场推动实业、实业带动就业

义乌人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四通八达、里应外合”的小商品流通网络，他们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光卖别人生产的小商品，而自己不生产呢？于是，近年来，立足于发挥市场优势，“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工业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浪莎袜业、梦娜袜业等袜业企业在几年内奇迹般地崛起，迅速占领了全国袜业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浪莎袜业已经流露出要做“世界袜业大王”的勃勃雄心；其他如服装、毛纺、针织、食品、家俱、建材、工艺饰品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就这样，义乌市形成了以二、三产业为主的新的产业格局。在2000年的119亿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仅占6%（7亿元），第二产业占51%（60亿元），第三产业占43%（52亿元）。[36] 其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高出2000年的全国平均数（34%）9个百分点。

新的产业格局也造就了新的就业格局，2000年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数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1%，第二产业占14%，而第三产业高达85%。[37] 在2000年的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已经下降到52%，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均占24%。

就业格局的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突破口。从义乌市2001年的统计资料看，义乌市有67万在本地有户口的常住居民，其中，非农业人口13万余人，仅占总人口的20%，农业人口5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0%。[38] 但是，义乌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调查当时，义乌市人口已经达到91万余人，其中户口在调查当地、居住也在调查当地的有54万人，占59%；居住在调查当地、户口不在调查当地的有37万人，占41%。另外，户口在调查当地，居住不在调查当地的还有13万人。[39]

3．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义乌人开始有意识地把社会结构的更为本质的变化——“城市化”作为一个发展的新起点。媒体报道：“如果在几年前，你问义乌人，义乌有今天靠的是什么？答案会是：‘市场’！如今问同样的问题，许多人会告诉你：‘城市’。“当多数地方城市化进程刚刚起步，浙江省义乌市却已生动而实在地让人们感受到，城市化作为一种全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神奇魅力。……城市化成为现代化建设有力的推进器。”[40]

义乌市老城区只有几个平方公里。20年来，义乌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已经扩大到近27平方公里。近年来，义乌市委、市政府把城市化作为推进义乌发展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提出了城市化的新目标：到2005年，建成区要达到50平方公里以上。[41] 2001年3月义乌市把原有乡镇撤并为5个街道办事处和8个镇，使中心城区规划控制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发展远景是：形成一个中心（市区）、三个副中心（佛堂镇、苏溪镇、上溪镇）的网络化、组团式的城镇发展体系。[42]

义乌人很明白，城市化的中心应该是“人”。所以，在他们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人口的“集聚”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程。20年来，义乌市的中心城区从一个2—3万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人口36万，城市化水平达到45%的城市，[43] 而2005年的目标则要成为在建成区中聚集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44]

于是，本市、本省或其他省份的“农业人口”就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那么，按照实际上从事二、三产业又居住在城镇建成区内和其他建制镇上的人口计算，义乌市究竟有多少城镇人口呢？从统计资料中无从得知，因为没有这样的统计口径。在义乌市“五普”资料关于流动人口的分析中谈到几个数字：

1．来自市外的人口有28万人；

2．从本市经济较为不发达的乡镇流出并在本市流动的人口有9万人。

按上述口径，这37万人中都应该已经成为城镇人口，他们基本上是来自于农村（仅有极少数人是来自本省和其他省份的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包括从本市、本省和他省的农村聚集而来的流动人口，再加上本市的13万非农业人口，所以义乌市目前实际上的城镇人口应该已经达到50万上下。这也就是城市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看重这个数字，是因为其是与国际上常用的统计口径接轨的。

义乌市集聚的城镇人口，无论他原来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不但在数量上变化显著，在质的方面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媒体报道：“发展意识使学习成为需要。每当夜幕降临，在义乌城乡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来到各个学校或培训点，学习法律、管理、电脑、英语知识和务工基本技能。城区和集镇的30多所中小学校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为各种市民培训班所利用。义乌投资1亿多元建起了教育科技网，实现教育系统资源和市民的共享共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有18万人参加各种业余培训。”[45]

媒体报道：“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不久，义乌人已意识到只有拥有信息这一耳目，才能把致富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并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县级市因特网点。如今“商城信息”、“中华商埠”等五大商务网站让义乌与世界联为一体。目前，平均每天有1万多人次点击“中华商埠”网站，已接订单2800多笔，协议成交额达到3000万元。”[46]

媒体报道：“义乌市大陈镇举行第13届镇人大代表选举。引人注目的是，在80多名镇人大代表名额中，有7个是专门给外来人口代表的。……据最新统计，义乌目前外来人口已达41万人。如何保障外来人口的政治权益？义乌市人大把外来人口的选举权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外来人口被选为基层人大代表，可以促使他们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义乌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对当地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听取外来人口这一群体意见的良好途径。”[47]

㈡．对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的关系的数量分析

表1给出了义乌市各街道和镇的总人口数、本地人口的人数和比重、流动人口的人数和比重，根据这些数据，再联系各街道和镇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统计分析结果。

表1：义乌市各街道和镇的人口中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重

街道或镇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工业总产值(亿元)	总人口 (万人)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人数(万人)	百分比	人数(万人)	百分比
稠城街道	16.2	44	19.6	8.9	45.4%	10.7	54.6%
江东街道	5.2	18	9.7	4.6	47.4%	5.1	52.6%
稠江街道		48	8.5	3.5	41.2%	5.0	58.8%
后宅街道	4.1	13	4.9	3.8	77.6%	1.1	22.4%
北苑街道		25	7.1	3.3	46.5%	3.8	53.5%
佛 堂 镇	6.4		8.1	6.5	80.2%	1.6	19.8%
赤 岸 镇	2.7	6	3.2	2.8	87.5%	0.4	12.5%
义 亭 镇	3.5	12	4.6	4.0	87.0%	0.6	13.0%
上 溪 镇	3.8	11	4.5	3.7	82.2%	0.8	17.8%
城 西 镇	2.0	5	3.8	3.0	78.9%	0.8	21.1%
大 陈 镇	5.4	24	6.4	3.1	48.4%	3.3	51.6%
苏 溪 镇	6.5	20	5.7	3.7	64.9%	2.0	35.1%
廿三里镇	4.4		5.0	3.0	60.0%	2.0	40.0%
总 计			91.3	54.1	59.2%	37.2	40.7%

资料来源：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义乌，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01年编印，第8—11页。义乌市统计局，《义乌统计年鉴·2001》，义乌，义乌市统计局2001年编印，彩页6—18页及封底。[48]

从表1中可以看到，各街道和镇按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来划分，以国民生产总值5亿元、工业总产值20亿元为划分标准，可以分成2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划分标准以上的为稠江、稠城、北苑、大陈、苏溪、江东和佛堂等7个街道或镇；第二层次，在划分标准以下的为廿三里、后宅、义亭、上溪、赤岸和城西等6个街道或镇。如按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分，以流动人口的比重35%为划分标准，也可以分为2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划分标准以上的为稠江、稠城、北苑、江东、大陈、廿三里和苏溪等7个街道或镇，；第二层次，在划分标准以下的为后宅、上溪、佛堂、城西、义亭和赤岸等6个街道或镇。对比两种划分，在两个层次中，除了廿三里和佛堂两镇调换了一下位置以外，其他的街道和镇所处的位置都差不多。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聚集显然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

表2：义乌市各街道和镇的流出和流入人口状况

街道或镇	流入人口 人数 (万人)	流出人口 人数 (万人)	流向本市其他街道或镇 人数(万人)	流向本省 其他县市 人数(万人)	流向省外 人数 (万人)	流入人口－流出人口 (万人)
稠城街道	12.63	1.82	1.34	0.10	0.38	＋10.81
江东街道	5.62	0.76	0.49	0.05	0.21	＋4.86
稠江街道	5.36	0.68	0.55	0.06	0.07	＋4.68
后宅街道	1.37	0.97	0.67	0.07	0.23	＋0.40
北苑街道	4.70	0.22	0.11	0.03	0.08	＋4.48
佛 堂 镇	1.59	1.39	1.16	0.12	0.10	＋0.20
赤 岸 镇	0.35	1.05	0.90	0.10	0.06	－0.70
义 亭 镇	0.70	1.25	1.24	0.12	0.11	－0.55
上 溪 镇	0.80	1.18	0.93	0.12	0.13	－0.38
城 西 镇	0.92	0.78	0.62	0.06	0.11	＋0.14
大 陈 镇	3.53	0.73	0.41	0.06	0.26	＋2.80
苏 溪 镇	2.41	0.91	0.51	0.08	0.32	＋1.50
廿三里镇	2.25	1.05	0.48	0.07	0.51	＋1.20
总 计	42.18	12.80	9.19	1.05	2.56	＋29.38

资料来源：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义乌，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01年编印，第26—29页。

根据以上的数据，我们又可以把义乌市的各街道和镇分成4个层次：第一层次，流入人口大大超过流出人口，同时流出人口中流向省外的较多的——稠城、江东、稠江和北苑；第二层次，流出人口超过流出人口较多，同时流出人口中流向省外的更多的——大陈、苏溪和廿三里；第三层次，流出人口略微超出流出人口，流出人口主要在本市范围内的——后宅、城西和佛堂；第四层次，流出人口少于流入人口，同时流出人口主要在本市范围内的——赤岸、义亭和上溪。与表1中的经济发展状况一比较，又是除了佛堂和廿三里需换位以外，表2中的第一、第二层次的街道或镇正是表1中的第一层次，第三、第四层次的街道或镇正是表1中的第二层次。

可惜手中没有关于来自外省市的28万流动人口的详细数字，不然，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更有趣的信息。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促动社会流动的原动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活跃的市场正在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经济越发展的地方，聚集的劳动力资源就越多；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外出的劳动力就越多。同时，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有人在流动，他们主要是到省外去开辟市场。有意思的是，表2告诉我们，发展最快的地区，出省的人不是最多的，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可以在家里当老板了。而出省的人最多的，是发展程度其次的地区，可能是因为他们原始积累还不够，还需要在外地进行拼搏的缘故。

以上有关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的比重以及流量和流向的数量分析，展示出一幅中国农民自发产生的，力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行动的壮丽画卷。但是，我们的社会对此仍嫌关心不够，反而是时常将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人为地边缘化，由此而导致了诸多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这正是我们这个报告要提请全社会密切关注的。

㈢．义乌市的试点实践

早在1991年，劳动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提出了进行城乡统筹就业管理的意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劳动力市场。根据这个精神，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计委等七部委于2000年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先进行试点，探索城乡统筹就业的途径，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真正融合，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其它地区推广（张建武，2001）。

义乌市于2001年被国家列入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地区。此前，义乌市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两个方面先行一步的探索为试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义乌市人民政府分别印发了《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若干规定（试行）》[49] 和《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加快人口集聚的实施意见》两个通知。2001年，政府办公室又颁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工作的通知》。以上述三个文件的精神和工作实践为基础，义乌市人事劳动局草拟了《义乌市城乡统筹就业试行办法》，待送有关部门审定后，提交市政府公布。

其实，早在2000年初，义乌市制定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若干规定（试行）》的文件中就提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二、三产业反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对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稳定企业职工队伍，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素质，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这份政策文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措施有两条：一是把全市的乡镇分成3档，分别以本乡镇的企业年平均用工总数的20%（第一档）、30%（第二档）和输出本乡镇的农村劳动力10%（第三档）作为乡镇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基数。二是对企业设立创造就业岗位奖，鼓励使用本地劳动力。

在2001年初印发的《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工作的通知》中，总结了上一年的工作：“由于措施落实、考核到位、督查有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00年实际转移农村劳动力5000人（净增量），使义乌市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35000万人。在这份文件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现代化商贸名城的必然要求。城市化是城镇在空间数量上增多、规模上扩大、功能上提高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镇集聚的过程。”

在2001年题为《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加快现代化商贸名城建设》的试点工作汇报中谈到：先后有1100多家企业推出了15000个就业岗位，全市已经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16万余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0%。在这份文件中谈到了义乌市制定城乡统筹就业政策的主要思路，比起前两个文件，这个思路目标更明确，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就业制度，体现充分就业、平等就业的原则。服务服从于发展现代化商贸名城这一大局，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进‘本地人口城镇化，外来人口本地化’，加快义乌人才、人口集聚。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全面取消对劳动者就业的各种限制，便户籍门坎为素质门坎。切实解决进城劳动者的住房和子女入学问题，使劳动者享有平等购房和购房贷款的权利，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大力事实素质教育，积极推行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促进就业。”

2002年初，义乌市初步制定了《义乌市城乡统筹就业试行办法》（以下称《试行办法》），这是一份颇有前瞻性的文件。从指导思想看：“坚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局面，建立城乡统筹就业制度，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各项不合理限制，对城乡劳动力实行统一的劳动管理，提供统一的就业服务。”

在具体措施上，至少有以下6的方面是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的意义的：

1．《试行办法》提出：要“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本市无工作岗位或无承包责任田、有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者，统一到辖区劳动保障机构进行失业登记。这意味着，农民也可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失业登记权，这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制度创新。这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行贴在农民身上剥夺他们在城市中自由就业的权利的标签被撕掉了，同时政府也承诺对于他们的失业有责任给予关注。这个思路一旦被证明可行，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地产生连琐反映。我们寄希望于这项政策真正得到落实。

2．《试行办法》提出：要“实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义乌市政府还真是很细心，连就业形式都考虑到了，劳动力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各种就业形式，包括阶段性就业和弹性就业。我们理解其中的潜台词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要承认非正规就业。

3．《试行办法》提出：“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和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应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凡具备条件的城乡居民均可报考。”这是在人事领域的较为彻底的改革，也就是说，当干部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这是对权力的挑战，也是改变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不受信任”的政治身份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4．《试行办法》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的人才劳动力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和作用，促进人才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义乌人在这方面是很清醒的，终于走出了政府“安排”、“安置”就业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如果城乡居民都享受“国民待遇”，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竞争，这就解决了就业方面最基本的社会排斥问题。其实，就中国的大局而言，解决一个城市失业人员的饭碗，与解决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饭碗，其意义应该是差不多的。

5．《试行办法》提出：“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后，在住房、参军、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其实，这本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流动人口在这里工作，他不但付出了劳动，并且以直接税、间接税的形式对地方财政收入也作出了贡献。有关部门凭什么不让一个纳税人享受他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呢？属地管理应该以他在哪里付出劳动并按章纳税（无论多少，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为标准。

6．《试行办法》提出：“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的，可继续保留土地、山林承包权，并可享受原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计划生育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在非农户口并不吃香的东南沿海地区（可能会很出乎一些人意料），作这种让步大概是必要的。退一步、进两步。

以上政策若能落实，对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我们期待义乌市的试点能在这些方面创造成功的经验。

三．关于义乌试点的政策建议

就纳入政府项目的时间而言，义乌市“城乡统筹就业”的试点探索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以就业促进城市化，进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进程，在义乌实际上已经走得很超前了。尤其是《义乌市城乡统筹就业试行办法》不日行将出台，义乌的试点前景应该被看好。义乌市试图在2005年成为一个50万人的大城市的勃勃雄心也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当然，客观上的障碍也还是存在的，为此，我们就宏观环境和微观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㈠．思想观念问题

思想观念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义乌市在很多方面观念是很超前的，如果不能与上级领导、新闻媒体乃至整个社会及时沟通，取得共同语言，将来会在很多方面造成人为的障碍。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要使一部分农民彻底改变他们的“身份”，撕掉他们身上被牢牢贴上的社会标签（或政治标签）。在现代社会里，农民是一个职业，进一步而言，是一个阶层。有阶层就会有层级次序，在发展中国家，当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耕农还是人数众多的时候，他们必然处于较低的层序位置上。另一方面，按社会学的阶层说，社会阶层之间应该有社会流动的通道。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社会流动是正向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向上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社会流动从自发到自觉，实际上已成不可遏止之势。但是，他们身上被贴上的标签仍然没有被撕掉，反而常常以另一种形式被固化。一个“身份”是农民的企业家，尽管他（她）已经取得了成功，甚至在他（她）干的那一行中已经成为“龙头老大”，但是他（她）还是要被称为“农民企业家”。一个“身份”是农民的工人，在城市中已经打了七八上十年的工，在流水线上他（她）已经完全是一个合格的熟练工人，但他（她）依然要被称为“农民工”（简称“民工”）。当然比起80年代称他们为“盲流”，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在进步，因为“农民工”这个身份或标签毕竟显得文明得多。虽然在官方文件、正式的出版物以及其他的媒体语言中，“农民企业家”、“农民工”这些词已经是司空见惯，但其中隐含的贬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我们的政府、媒体乃至全社会都大量使用贴上“农民”标签的称谓时，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种颇具“歧视含量”的“刻板印象”或思维定式。同时这也表明让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还没有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我们还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认识层次来讨论这些事，而没有把它看作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更具本质性的伟大的转变。

细细品味，“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的称谓也是具有一定的歧视含义的，为什么不用国际上常用的更为文明的“城市（城镇）新移民”来称呼之。这种类型的社会行为的本质就是以就业突破口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如果撇开户籍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年有11个月在一个城市里工作，而只有1个月（常常是在春节前后）回老家探亲，他们还应该被视为“流动的”或“外来的”吗？

㈡．社会保障问题

在一份文件中，谈到试点工作的问题时，报告人坦陈：“由于农村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当前客观存在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承受能力的差距，增大了收缴社会保险基金的难度，造成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困难重重，大部分农民合同制工人依然存在事实上的差别福利和社会保障义务不平等现象。”。

关于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的问题，如前所述，客观的大环境实际上对现行制度是很不利的。虽然目前很多人呼吁要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从原则上讲这肯定不错，其实却不然，因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流动人口的利益。从表面上看，流动人口不参加社会保险似乎很不公平。但是要是强迫他们向一个对他们未必有利的社会保险制度（譬如会有不能兑现的风险，或者在向别处流动时不能费随人走的风险，等等）缴费，可能更不公平。所以，要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真正为流动人口着想，就应该对他们有个专门的设计，这可能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保障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当然，这个“需”应该指的是最低层面或基本层面的需要或需求。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不应该按制定政策的人的主观臆想来设计，而是要根据客观需要或需求。从流动人口的需要看，他们要求更为迫切的社会保障待遇可能依次是：工伤、医疗、失业，最后才是养老。但是，有关部门排列的顺序却是：先养老、后医疗，然后才是工伤、失业、女工生育。从调查中了解到，到义乌打工的流动人口对于养老保险的意识则更为薄弱（要求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十几、二十岁的小青年就要考虑40年以后的事，确实不合实际）。对于企业来说，这项制度对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更大的“包袱”。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将养老保险作为参加社会保险的先决条件呢？另外，从制度本身来说，在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中“大数定律”更为突出，应该是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所以以上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险的排序似乎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现在的各类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门槛太高，对于流动人口很不利。只有降低门槛，同时也降低对保障待遇的期望值，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具有可持续性。

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不是义乌市能够做的事，这需要高层再作决策。在新的更为适用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出台之前，不要勉强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更不要使它成为就业的障碍。义乌人是很聪明的，在实践中，迈不过去的还不能绕过去吗？

㈢．户籍制度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最近一个时期被炒得很热。但是，如前所述，在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现行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转变二元结构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就业，而不是户籍。义乌近年来的实践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000年6月，义乌市政府办公室转发了公安局关于《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加快人口集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外来人口本地化”的户籍制度改革目标。规定本市规划建设区内的农村常住人口，只要自愿均可登记为城镇户口。规划建设区外的农村居民，只要在区内有固定居所、稳定职业或正常生活来源，以及在农村已失去生活基础的人员及亲属和被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等也可登记为城镇户口。外来人口可通过投资移民，人才移民，劳务移民等渠道，符合义乌市政策规定的入户条件，有意愿者即可落户。这种依居住地申报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打破了城乡分割的格局，大大降低了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

但是，从2000年实施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对“非农业户口”趋之若鹜的热潮。从统计资料看，2000年义乌市“非农业人口”增加了29706人，增长率为28%。而从自然增长率看，义乌市非农业人口较多的9个乡镇（调整前的区划）平均为13%，所以机械增长率应为15%，以此推算，人数约为15000人。而建设规划区内总人口将近50万，除去原非农业人口约10万人，还有40万人。所以从农业户口到非农业户口的转移率只有4%左右。

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户口”也有其好处：一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两胎，二是有责任田可作最后的保障，三有宅基地自是一笔不菲的资产，四是在部分社区中还有集体分红（以上种种考虑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见）。而转为非农业户口后，这些待遇可能都将失去，得到的是实惠并不大的城镇居民的身份。所以在2001年义乌市出台的文件中专门对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是农民或流动人口进城落户实际上还是有门槛，譬如“素质门槛”。这也是地方政府为避免出现局面失控而采取的必要的政策措施。

所以，义乌市的做法实际上是重就业、轻户籍，还是迈不过去就绕过去，再来一个“软着陆”。

㈣．封闭的试点和开放的就业的矛盾

义乌市与其他城市正在进行的试点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宏观环境而言，试点是在一个政策权限和能力都有限的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进行的，而城乡统筹就业本身是一个要求开放的大环境的改革举措。这就是说，义乌市制定的政策措施对28万来自市外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来自江西省）效力是有限的，这就形成了封闭的试点和开放的就业的矛盾。在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这对矛盾会越来越显示出其负面影响。这需要在今后的试点中设法解决。

结束语

自从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几乎世界上每一个成功的工业化社会，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因此，与工业化相伴相随的总是城市化，最终迈向现代化。

当我们在20多年前，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时，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清醒地提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很难想象一个建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尤其当我们把实现目标的途径定在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取向上时，中国的农民阶层的分化和向上流动就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的农民早就迫不及待地自发走上了打工经商的道路，这里面蕴含着从量变到质变的社会变迁。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滞后了。对于这场对中国社会有深刻意义的“大移民”总是抱有偏见甚至是畏惧心理。当然，也应该承认，要帮助8亿农民即刻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我们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障碍。

义乌人的聪明之处就他们绕开了这些障碍，比如户籍问题，比如社会保障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他们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首位时，他们面前的道路豁然开朗，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祝聪明的义乌人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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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2%，九五期间（1996—2000年）为8%，因此整个90年代的增长速度平均应在10%。以上数据引自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年秋季座谈会上的发言》，《2001年中国经济蓝皮书》，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 唐钧，《改革户籍，城乡一体不再遥远》，北京，《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0日。

[3]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4]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和出路》，《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报告》，陆学艺、李培林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65页。

[5] 郑杭生、李迎生，《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6]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7] 张翼，《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2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80页。

[8] 唐钧，《改革户籍，城乡一体不再遥远》，北京，《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0日。

[9] 伍先江，《户籍制度改革的新起步》，《2002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4、97页。

[10] 张翼，《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2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78页。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1》，北京，国家统计局2001年编，第56页。

[12] 厉以宁，《面对改革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3] 《胡鞍钢：我国实际失业率应是8%》，北京，《中国改革》，2000年第2期，第19页。

[14] 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2002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里陆学艺、李培林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67页。

[15] 《我国发表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北京，新华网，2002年4月29日。

[16] 因为白皮书中没有登记失业人员数，按上半年3.3%—619万人推算，3.6%应该是675万人。

[17] 白皮书中提供的数字是：“1998年至2001年，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50多万人，其中168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两者相减为870万人。

[18] 唐钧、王婴，《基础整合的失业保障方案》，《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景天魁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4页。

[19] 温铁军，《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相关制度安排》，《2001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20] 胡安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李京文，《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张守一，《农民收入与消费分析》，《2001年中国经济蓝皮书》，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和第143页。

[2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1》，北京，国家统计局2001年编，第56页。

[2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1》，北京，国家统计局2001年编，第57页。

[23] 历以宁，《面对改革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4] 历以宁，《面对改革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5] 朱雍，《2000—2001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与前景》，《2001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26] 厉以宁，《面对改革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27] 莫荣，《就业：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抉择》，《2001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28] 《胡鞍钢：就业模式应走非正规化之路》，《中国新闻网》，2001年9月8日

[2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提要：2001》，北京，国家统计局2001年编，第56页。

[30] 就是小商贩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走街穿巷，用红糖换取鸡毛，再卖给农民作肥料，以赚取蝇头小利。

[31] 报载：“个体户冯爱倩VS县委书记谢高华”

　　“县委书记谢高华：她问我，你是不是谢书记？我说是的。她当时对我讲，她摆摊了，她带着气来的。”

　　“个体户冯爱倩：我们两个人好像有点争论。我问他说，义乌人那么多，田地又那么少，你应该怎么样（做）？……他好像有点不耐烦，他拍桌子，我也拍了一下。”

“县委书记谢高华：我当时表了个态，我说：你去摆小摊好了！我告诉有关部门不给你关掉。”

——摘自《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诉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史》，广州，《南方都市报》2001年6月26日。

[32] 《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诉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史》，广州，《南方都市报》2001年6月26日。

[33] 《义乌市改革开放20年的主要发展成果》，《义乌之窗》网站。《第七届中国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开幕》，北京，《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0月24日。

[34] 《第七届中国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开幕》，北京，《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0月24日。

[35]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印，第47页。

[36] 义乌市统计局，《义乌统计年鉴·2001》，义乌，义乌市统计局2001年编，第18页。

[37] 义乌市统计局，《义乌统计年鉴·2001》，义乌，义乌市统计局2001年编，第188页。

[38] 义乌市统计局，《义乌统计年鉴·2001》，义乌，义乌市统计局2001年编，第16页。

[39] 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义乌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印，第8—11页，第34页。

[40] 《今年财政将突破12亿，透析浙江义乌市经济神话》，北京，新华网，2001年12月18日。

[41] 同上。

[42] 《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简介》，义乌，《义乌日报》网站。

[43] 《今年财政将突破12亿，透析浙江义乌市经济神话》，北京，新华网，2001年12月18日。

[44] 《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简介》，义乌，《义乌日报》网站。

[45] 《今年财政将突破12亿 透析浙江义乌市经济神话》，北京，新华网，2001年12月18日。

[46] 同上。

[47] 《义乌唱响“五湖四海” 外来人口也能当人大代表》，杭州，《钱江晚报》2001年12月7日。

[48] 《义乌统计年鉴·2001》中没有“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地区的统计数字，表中所引数字取自年鉴的彩页和封底有关各街道和镇的介绍中，但有的街道和镇没有给出这两个指标之一，故有缺项。

[49] 文件由义乌市政府提供，下同。